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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明代倭寇袭扰路线/来自网络）明中期包括宪宗、孝宗、武宗、世宗、穆宗等，诸方面乏善可陈，比较引人注意的一个是水患连连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部分地方爆发了农民大起义；几代皇帝沉湎于宗教，妖道妖僧盛行；锦衣卫与西厂、东厂等特务机关活动猖獗，并称“厂卫”，政事益衰、朝纲萎靡；在元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奇艺术形式得到了新发展，包括李开先的《宝剑记》、梁辰鱼的《浣纱记》以及相传为王士贞所作的《鸣凤记》。“三大传奇”不但标志着传奇的成熟，也标志着传奇的兴盛。作家由尝试的创作、功利目的的创作进入到一个自觉的时代，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性和战斗性。遥想明初成祖朱棣委派郑和下西洋，本来应该是发展对外贸易、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好事，但是莫名其妙的是成祖晚年开始限制海上贸易。元末明初，日本进入“战国”时代，群雄并起、连年混战。由于岛国地狭人稠，加之有多面靠海的因素，于是很多日本的残兵败将“靠海吃饭”，以劫掠相对富裕的中国沿海人民为生，这就是倭寇的雏形。倭寇肆意在中国沿海抢劫、走私，并经常登陆深入东南各省腹地为害，有些官吏胆小怕事不敢弹压，致使倭寇日益猖獗。而我国东南沿海，因为背靠人口众多、经济总量庞大的中原，本来是全世界贸易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，早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，可惜元朝建立后，强制禁止海上贸易和各类手工业，致使沿海居民苦不堪言，尤其是广东潮汕地区、福建和江浙一带，福建人曾将大海叫做“水田”，可见其对海洋的情感和依赖之深。到明世宗嘉靖年间时，倭寇的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，很多南方中国人加入其中，他们使用日本武器，打着日本人的旗号，以至于出现了官军围剿倭寇时，有些地方的百姓居然公开支持倭寇，甚至帮助倭寇的奇怪现象。年（明穆宗隆庆六年），朱翊（音“yi”）钧即位，是为明神宗，改元万历。有明一代，对皇帝的称谓较之历史上有了较大变化，主要体现在从明太祖开始，每个皇帝在位时基本只使用一个年号（只有明英宗例外，因其有失位和复位两个不同年号），因此不像以往称呼庙号或谥号，而是以年号称之，如明成祖被习惯称为“永乐皇帝”或“永乐帝”、明神宗被称为“万历皇帝”或“万历帝”，而不是称作明成祖、明神宗，清朝在这方面完全沿用了明朝的习惯。始自太祖晚年罢除两千多年延续下来的宰相后制度设立的大学士制，原本是皇帝为了限制宰相过大权力而实施的一项措施。大学士设置之初，角色是皇帝的顾问和秘书官，主要协助皇帝审阅和审批奏章，督办具体上谕等事项，但这一“岗位职责”是建立在皇帝本人亲政且勤政基础上的，朱元璋和朱棣都是非常勤勉的皇帝。朱棣后期，设立内阁，延揽大学士入阁。但明中期后，皇帝日益怠政、懒政，对大学士的依赖增强，后者的权力也逐渐膨胀起来；大学士并非一人，其居首者称为首辅，权力甚大。嘉靖帝朱厚熜（音“cong”）沉湎宗教、不理朝政，其首辅严嵩权倾二十余年，排除异己，杀害忠臣，对边事忽视，边防废弛，财政枯竭，国家汲汲可危，为害深远，造成倭寇日益猖獗。嘉靖帝之子朱载垕（音“后”），即明穆宗隆庆皇帝，是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，可惜执政仅六年就去世了，其子朱翊钧即位，是为明神宗万历皇帝。隆庆帝登基第二年，就迁礼部侍郎张居正（年—年，今湖北省荆州市人）为更重要的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，令其参与国政大事。实际上早在嘉靖帝时期，张居正就看出很多弊政而果敢上书，但没有回音，致其心灰意懒，隆庆帝时期被重用后他积极投入工作，并被遗命作为辅佐万历帝的大臣之一。作为“顾命大臣”的张居正，首先利用太监冯保，排挤掉颓废的高拱，自己做了首辅，独掌内阁的大权，然后锐意实施改革。张居正非常注重对年仅十岁的小皇帝万历的教育培养，为他安排好讲解经书与上朝听政的时间，按时进行，不得随便耽误，他亲自为万历帝授课，但不像一般帝师那样照本宣科，而是紧密结合实际，进行启发式引到教育。在朝政上，张居正整饬吏治，加强考核，信赏必罚，减少冗员，唯才是用，使沉闷已久的明朝干部政策焕然一新；他主持实施“一条鞭法”，将赋、役合一，除秋粮外一律以银两计价，同时严格丈量土地，做到公平公正；他积极加强边海防建设，重点是防御来自北方的鞑靼威胁和来自东南沿海的倭寇祸患；他促进兴修全国范围内的水利，积极治理黄河。在张居正治理下，经济发展提速，国富民裕，仅存量一项就可支撑10年，国库存金四百万。（抗倭名将戚继光雕像/来自网络）提到明代抗倭，就必须提起戚继光这个名字。戚继光（年—年），祖籍今河南省卫辉市，出生于安徽省定远县，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，抗倭名将。他出身将门，初任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，负责山东沿海的抗倭；年鉴于浙江沿海倭寇严重，他被调往浙江任职。戚继光云：“封侯非我意，但愿海波平”，是其坚决剿灭倭寇宏大抱负的写照。在抗倭实践中，他认识到一般官军训练不足，所以恳请自行招募训练新军，年从浙江义乌募集矿工和农民，编练戚家军，逐渐成为抗倭的主力。年（明世宗嘉靖四十年），戚家军在浙江台州大胜倭寇，次年捣破倭寇在横屿（今浙江省苍南县境）的老巢，解除东南倭患。自戚家军成立开始，戚继光率军于浙、闽、粤沿海诸地抗击来犯倭寇，历10余年，大小80余战，终于扫平倭寇之患。戚继光一生的抗倭生涯中大小战役无数，且屡屡大胜，仅以平海卫战斗为例，就斩首倭寇人，而己方仅牺牲16人，倭寇听闻戚家军皆闻风丧胆。我们知道，明朝和宋朝很相似的一点是皇帝极其忌惮武将，因此都采用了文官为主、文臣指挥武将的体制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文臣的支持，武将纵有天大本事，也不可能有机会有平台来展示。在明代中后期官僚体系叠加繁复、官场风气萎靡的状态下，戚继光居然能够获得如此耀眼的成就，除了他本人出身军旅世家和个人的禀赋天资、忠君爱国的坚定信念以外，张居正的全力支持也功不可没。为了得到张居正的支持，戚继光曾一次次在抗倭斗争间隙，投张居正之所好，将自己家乡特产“海狗肾”不远千里送到张府。戚继光被启用抗倭，到最后功成名就，凝聚了张居正巨大的支持帮助，单说设立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军队一项，就足以证明。而且在长达数十年抗倭生涯中，戚继光未被明廷猜忌（至少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），确是张居正鼎立支持的结果。（抗倭名将俞大猷/来自网络）而另一位同样杰出的抗倭名将俞大猷（年—年），虽然一生也是身经百战，却“官碑”、官运奇差，几十年间屡屡遭到夺职、降级、夺荫，甚至几乎下狱处死。明明立了功时却得不到表扬，一旦失利便有“屎盆子”扣到脑袋上，究其原因，便是俞大猷为人过于刚直，常“以古贤豪自期”，不屑于逢迎讨好，更不会像戚继光那样结好上司，结果朝廷里的大官们都看他不顺眼，论功时戚继光常因上司的表彰奏章居于首功，而俞大猷只得些赏银而已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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