撰文：彼得·芬恩、彼特拉·库维

翻译：贾令仪、贾文渊

《东方历史评论》

年5月，一位意大利出版商的书探乘列车前往莫斯科郊外，拜访伟大的俄国诗人鲍里斯?帕斯捷尔纳克。他离开时带走了帕斯捷尔纳克首部小说的原始书稿，以及作者托付的一句话：“这是《日瓦戈医生》，愿这本书流传全世界。”帕斯捷尔纳克相信，自己的小说不可能在苏联出版，因为官方认为此书攻击年革命，是一株无可救药的毒草。

从意大利开始，《日瓦戈医生》多种语言的译本在世界各国出版，广为流传；与此同时，帕斯捷尔纳克则在苏联国内遭遇了疾风骤雨般的舆论抨击。这部巨著及其跌拓的出版历程也引起了中央情报局的注意。后者秘密印刷了一批俄文版《日瓦戈医生》，偷运进苏联。《日瓦戈医生》被卷入冷战双方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，这成为该书非凡经历的一部分。

时过境迁，这段不同寻常的轶事，终于在半个世纪之后，由《当图书成为武器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年1月出版）的两位作者发掘整理，公之于世。以下文字摘自该书第八章。

“我们在铁幕上撕开一个大洞。”

年1月初，《日瓦戈医生》俄文书稿以两个微缩胶卷的形式送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华盛顿总部。英国情报部门提供了这个偷拍的小说拷贝，却没有向美国同行透露是如何搞到手的。这部小说在中央情报局内部激起兴奋的波澜。弗兰克·威斯纳是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活动主管，为他准备的一份备忘录中，描述《日瓦戈医生》是“斯大林死后出自苏联作者之手的最为异端的文学作品”。

“帕斯捷尔纳克在书中传递了人文主义信息，对苏联为共产主义制度牺牲个人的道德观念构成根本性挑战。作者提出，人人都有权享有个人生活，人不论其政治上是否忠诚或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大小，都理应受到尊重。”苏俄处处长约翰·莫里写道。“小说中并没有号召起义推翻当局的内容，但日瓦戈医生鼓吹的政治被动性从根本上属于异端邪说。帕斯捷尔纳克提出，对当局提出参与行动并从感情上投入官方运动的要求，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保持被动的力量胜过当局赞成的政治‘积极分子’。他甚至进一步大胆暗示，没有那些狂热分子，社会的运作会更好。”

莫里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。希特勒入侵苏联时，他曾在驻莫斯科大使馆担任大使的海军助理随员。“二战”期间，他在苏联摩尔曼斯克服役，根据《租借法案》，执行美国向苏联提供价值亿美元物资的行动。然而，莫里并不喜爱这个前同盟国。他赞同一种信念，认为要理解苏联的行动，最好通过棱镜回顾苏联的历史。他的一位官员说：“他认为，苏联政权是俄罗斯帝国的延续，并认为克格勃的根可以追溯到伊凡雷帝。”

中央情报局的苏俄处成员中有第一代或第二代俄裔美国人，其中很多人的家庭是从布尔什维克统治下逃离的。这个处的工作人员以豪饮伏特加高唱俄罗斯歌曲而闻名。一位20世纪50年代在这个处工作的官员回忆：“我们特别钟情的事儿是唱‘查罗卡’，这是一首集体饮酒歌，其中有大家的和声部‘佩杜达’(干杯)！”

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向来认为，应当出版俄文版的《日瓦戈医生》，不过英国人“要求在美国以外出版”。这一建议确立为中央情报局的政策。他们认为，在美国出版俄文版图书比较容易让苏联抓住把柄做宣传，如果在欧洲一个小国家出版，就不易招致这种麻烦。此外，他们还担心，美国公然参与，会被莫斯科当局作为迫害帕斯捷尔纳克的口实。

小说的意大利文版面世不久后，中央情报局职员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建议，《日瓦戈医生》“应当出版外国语种尽可能多的版本，在自由世界最大限度地发行，为之欢呼并考虑推荐作者得到诸如诺贝尔奖之类的荣誉”。虽然中央情报局希望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能吸引全世界的